“中国理论界的鲁迅”--李达
10级电视文艺编导研究 李国强整理自《湖南日报》和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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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李达年轻时的照片，光头的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的孟飞和乐嘉，当我搜罗并研读了李达的生平事迹，这个光头形象的年轻人立刻让我肃然起敬，跟如今“娱乐至死”的媒介生态环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革命先烈生活的年代和那个年代宣扬的价值观人生观，在今天看来就如同观赏橱窗里泛着绿锈的古董一样，只能惊叹它的存在，却道不出它制作工艺的缘由。你若要问我，那时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和那么坚定的人生信仰，我也不知道。但那种精神的力量确确实实存在过。请不要怀疑报章上的文字记载，既然那种精神不在了，我们作为后来者就要学习并将其发扬光大。
原来李达年轻时改变人生志向是为了拯救国家，原来中共一大会址的选择与李达的妻子王会晤密切相关，原来李达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者，原来李达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来武汉大学不仅有万树樱花，还有李达的塑像供后人瞻仰。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迹，李达用信仰挺起自己的精神脊梁，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作为上戏的一名学生，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不需要抒发誓死壮志，我要做到的就是按照韩院长在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提出的几点希望那样，做一个求真（遵循规律，追求真理，既保持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又保持探索创新精神）、向善（与人为善，“大爱人格”,既是为人处事伦理原则，也是创作理念的社会责任）、致美（对艺术追求的卓越标准，追求极致的精神）、融通（务实与合作精神，处事妥帖与执行力）的上戏人，动力始于前辈，目标来自当下！
在那个蒙昧未开的年代，他“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为自己一生的信仰着书立说、言传身教；在那个的硝烟弥漫的岁月，他以手中的一支笔为武器、以身前的三尺讲台为阵地，为自己坚定的信仰苦苦斗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中国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出生于湖南一个贫穷农家。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着，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5岁的李达去投考永州中学。考试时，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的打扮，引来许多人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把围观的人赶走。结果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官不愿意录取他，但在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
中学毕业后，他曾想立志教育救国，但在中学教书时目睹了学校学政的腐败、封建礼教的毒害，他感到通过教育救国救民希望渺茫。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李达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科，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但是五四运动爆发，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再次给了李达很大打击，他逐渐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是行不通的。于是，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
在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陈独秀，得知他们正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欣然接受陈独秀的邀请，一起做了发起人。陈独秀赴广东期间，李达一度代理书记。
筹备建党期间，李达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即女联）的领导工作。也就在这时，李达收获了他的爱情，他认识了在女联工作的王会悟，两人志趣相投。
1920年11月7日，正巧是三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可当时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用稿酬来办刊。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代表的住宿等事务都是李达和王会悟一起完成的，甚至改址南湖也是王会悟建议的。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了。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当晚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得到大家一致通过。
8月初，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来到嘉兴，在王会悟的带领下，代表们先扮成外地游客，登烟雨楼观景。其实是前来观测南湖地理位置。
确定位置以后，在王会悟的带领下，代表们先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坐小拖梢船到达王会悟预雇的画舫上，会议就在中舱举行。王会悟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假装打麻将。
“一大”代表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将所有的会议议程全部完成，到下午6点多钟，就宣告了“一大”的胜利闭幕，也就是在这一刻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虽然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但从本质上说，李达是一个学者，身上有着未曾脱尽的文人气质。不久，他就与陈独秀、张国焘的关系闹得十分紧张。在“二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党组织。
1933年以后，李达全家迁到北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李达是日伪当局大搜捕名单上的第一名。1938年冬，他们一家人坐冯玉祥的车辗转逃到贵阳，一路上女儿生病，一直躺在卡车上，年底就去世了。李达夫妇非常爱女儿，她长得很漂亮，而且非常有天资，小名叫“小数点”.据说，李达当时发疯似的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
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但思想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毛泽东与周恩来曾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求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是博古，听到李达的回复后，十分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
1948年初，毛泽东通过秘密管道带信给李达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李达辗转来到北京，重新加入了中共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根据他的学生回忆：“李达教授单瘦个子，秃头浓眉，面容清癯，戴副眼镜，和蔼可亲。他上课从不照书本念，而是先板书一个讲课提纲，然后按顺序逐条讲解。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并联系实际，借古论今，有新见，发人深思，大家都爱听。”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着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他说： “‘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1980年，组织上为李达教授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并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建了他的塑像。瞻仰的人群，至今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