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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这是我们印象中对张国焘的定位。但是仔细看了他的生平事迹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看法似乎有点偏颇。在五四时期，张国焘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建党初期，他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宣传先进思想，为中共的建立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信仰不坚定，背叛共产党，隐居国外，晚年潦倒。
“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于他的成绩我们是要予以肯定，对于他的叛离我们要批判并引以为戒。目前，江西省上栗县县政府正在修复张国焘故居，投资近千万元。7月将正式对外开放。虽然故居的修建引起广泛争议，但政府的 做法说明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正视历史，公正对待张国焘的功过是非。
不管怎么说，在中共的党史上，抹不去张国焘的名字，所以，在建党9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人物，不是怀念，不是颂扬，只是公正的评判。正如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写的那样：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被历史误会的人：叛党者张国焘的是与非
10级李国强--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任何一本中共党史，都跳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错误都无比鲜明，有文章用A面和B面来解读他的一生，但很久以来他在中共党史上最显着的标签是：叛徒。
随着近些年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专家指出，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建党伟业》中扮演张国焘的青年演员李晨说：“张国焘这个人在建党初期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单纯的热血青年，他在党史前期很重要，后期很特殊，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历史……”
出身官绅世家
张国焘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是为官的，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张氏父子常常会有思想交流，其中不乏新旧思想的碰撞。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北大求学时期，张国焘常常把自己阅读的《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寄给父亲，并坚决回绝了家里安排的亲事。张国焘的口才很好，在北大，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四处进行革命宣讲。对于他的口才，后来红四方面军的老人回忆道：“张主席的战前动员是最好的，每个指战员听了都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1919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首次相遇，当时张是学生领袖，而毛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这次相识，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五四运动”成就张国焘
真正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人数众多，仅北大就有800多人。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6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张国焘的能力和才华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为人心胸狭窄，虚荣心强，好强争胜，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反对。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不仅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学生意见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但是一次次请愿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请愿，并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了短暂的流亡岁月。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
张国焘在上海时期，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回到北京后，已经耽误一个学期课的张国焘得到了学校和教授的优待，总是能得到一个善意的及格分数。张国焘便常常泡在北大图书馆，他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历经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着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中共党费的来源。
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和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这一时期，张国焘常常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在张国焘的回忆里，中共一大时“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多年后，周恩来对要脱党出走的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张国焘能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对他的看重有很大关系。但是1924年张国焘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所写的供词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钊，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
建设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1935年，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他在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北上后，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这期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成为其分裂红军的原罪证据。关于这份密电中的内容，张本人至死不承认，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是说法不一，后来关键人物叶剑英也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
而关于张国焘后来放弃另立“中央”的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中共中央的正确策略等。
借祭扫黄帝陵叛党
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心灰意懒。
这时候，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王明在与张国焘谈话中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祭扫黄帝陵之后，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张在自己的退党声明中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1949年前，张国焘携全家前往台湾，但未能继续在军统任职，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晚年张国焘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关于他的死，大陆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这位中共创始人因无人照顾，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其夫人辗转求助于蒋经国，才凑足了丧葬费用。但也有人指出，在加拿大这种福利健全的国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家养老院将面临巨额赔偿和法律问责，所以此事不实。无论怎样，1979年12月，82岁的张国焘离开人世，死前叮嘱儿子，他的墓要朝向东南。
晚年的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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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背着一个“叛徒”的名声，他不知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
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痛苦的万不得已的选择。毕竟，张国焘此时已是71岁的人了，自1949年他携全家到香港后，已在此地居住了近20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香港虽然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毕竟与中国水陆相连，犹如自己的故土一般。现在，当张国焘已年过七旬时，却要告别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告别自己的故土，去到异国他乡，过一种全然不熟悉的生活，这对于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无情的精神压力。1968年的某一天，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加拿大。
此时，张国焘的大儿子张海威正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大约在1955年，张国焘通过香港友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把张湘楚送广州中山医院学习。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如愿。张湘楚在中山医院学习5年，毕业后在香港行医，后移居美国纽约。）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每日孙儿孙女绕膝，在某种程度上慰藉了张国焘孤苦的心灵，使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也许命运注定张国焘的晚年生活只能在孤寂中度过。到多伦多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并不宽裕，便决定搬出儿子家，住入免费养老院。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且有时还可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小酌一顿。不过，毕竟是高龄之人，生活上有诸多不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妻子杨子烈也已年逾七十，加之腿有残疾，也无力照料张国焘。这样，张国焘只得经过申请，住进官办的老人病院。如果说在免费养老院尚能与杨子烈相依为命的话，那么现在，当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时候，却不得不与老妻分手，孤苦伶仃，无以慰藉。
老人病院位于多伦多市郊，属于官办的慈善机构，条件很差。张国焘住的房间只有6平方米，而且与另一位老人同住。也许是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老人的脾气很坏，当有人来探望张国焘时，他总是嫌双方谈话影响了他，大声地发着牢骚。张国焘说话困难，无力争辩，只能气在心里。
自从中风之后，张国焘说话就很费力，而且含混不清，听力也明显减弱。由于行动不便，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妻子杨子烈和儿孙们不时探望，带给他许多好吃的东西和许多安慰。但这些均无法取代他的痛苦，每当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他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就这样，本已十分衰弱的张国焘由于长时间的严寒侵袭，1979年12月3日凌晨5时起，便接连呕吐达两小时之久，从此人事不省。等到家人闻讯赶到病院时，张国焘的尸体已放在了病院的太平间。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终年82岁。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张国焘的灵魂只能在异国他乡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