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0日晚，博士论坛第八期在紫藤庐开讲。本次论坛由10级博士研究生曾双余主讲，题目为《“三言二拍”中非对称婚恋现象研究——以<百宝箱><占花魁>为例》。
曾双余同学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对明清时期的拟话本小说进行过深入研究。中国戏曲取材于古代小说的现象极为多见，“三言二拍”中的许多故事如今仍在戏曲舞台上被不断演绎着。因而，分析探讨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古代小说，对研究中国戏曲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讲座伊始，曾双余先对“三言二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和熟悉由冯梦龙、凌濛初分别编撰的这些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是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从故事类型看，按话本小说分类，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桿棒、妖术、神仙等八个类别。从故事渊源看，“三言二拍”中的故事既有来自于历史记录、前人笔记小说、南戏杂剧的，也有源自于耳闻目睹的，还有冯、凌二人自撰的故事。这些故事广泛反映了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百态，尤其在明中叶以后社会和城市经济的变化、青年男女对婚姻理想的追求等方面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对社会黑暗也有所暴露和批判，。国内外对“三言二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侧重于作品思想艺术研究分析；侧重于作品形式特征的研究；侧重于作品演化历史的研究；侧重于作品叙事模式及叙事类型研究。而曾双余的研究是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下简称《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以下简称《占花魁》）为例，着重探讨“三言二拍”中非对称婚恋故事的不同类型及其构成原因。
曾双余对“三言二拍”中的青年男女非对称婚恋现象进行了分类，按男女地位不同分类，可归纳为男高女低型、女高男低型、先后转化型、男女异质型等四类；如按故事结局分类，则有悲剧类、喜剧类和悲喜剧类。“三言二拍”中的婚恋故事极为丰富，作品约有数十篇，脍炙人口者不在少数，曾双余选取了《百宝箱》和《占花魁》两则故事，进行深度的剖析和比较，以点带面，来揭示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故，并从中总结出这一系列婚恋故事的创作模式、内在规律及其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容。
曾双余认为，“三言二拍”中婚恋故事中的男女双方多处于非对称地位，或为门第不当，或为贫富悬殊，或为人仙（妖）异质。在故事中，男女婚恋双方都努力消除这种经济、政治、性质上的失衡。这种努力是否成功，导致了他们的婚恋故事的悲喜剧色彩。这些故事的产生，与明代经济发展有着较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反映了明代商贾在社会地位中的显著提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士农工商”这四民关系的松动。在这些小说中，唐传奇中经常出现的“门阀清贵”已渐近于无，门阀地位上的差距，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不可攀，而经济方面的距离，则逐渐成为区分人们的另一个重要标杆。将这些故事与唐传奇（如《李娃传》、《霍小玉传》、《柳毅传》、《莺莺传》）相比，可以看出“三言二拍”的婚恋故事的悲剧色彩在整体上有所减褪，出现了不少市民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消除双方地位“不对称”情况，从而争取到自己理想婚姻的事例。与此前唐宋元三代类似故事中大力宣扬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旨趣，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别。
本次讲座的主题虽着眼于古代话本小说，但与戏曲题材研究仍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小说、戏曲曾同被旧时文人戏语为“文学之末技”，但它们在展现古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百姓的人情百态的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古代小说与戏曲经常互相取材，但在展现故事时又经常出现不同的侧重，小说在揭露现实方面显然更为深刻有力，而不少悲剧题材的小说在改编为戏曲后，却往往以大团圆结尾收场（如《莺莺传》与《西厢记》，《霍小玉传》与《紫钗记》等），这其中的复杂缘由值得我们去探究寻味。在讲座的最后，听众们与曾双余同学便就上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找到一些值得探索挖掘的论题。这次讲座虽然吸引的听众不如以往几次那么众多，但主讲者深厚的学术素养、讲座本身的严谨深入以及大家进行的积极探讨，都使本次论坛的参与者们收获颇丰。（图/文：10博袁玉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