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袁玉冰同学以她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给我讲了一期精彩的博士论坛。
首先，袁玉冰同学给我们回顾了五四时期的旧戏论争的情况。1917年至1918年之间，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发起了对中国旧戏的批判，并提出要改良旧戏，引入西方戏剧精神和戏剧元素。与此同时，北大学子张厚载则向他的师长们提出质疑，努力申述传统戏曲的美学追求，并且站在旧戏本体的角度，对改良派的批判进行了一一的反驳。这场论证在《新青年》的五卷四号达到高潮，改良派和保守派的意见都被登载于这一期之中，但双方并不能互相说服，论争也在这一期《新青年》之后划上句号。
其次，又讨论这次论争对中国戏剧在日后发展的不同影响。从当时的戏曲舞台来看，这场论争似乎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此之后，京剧艺术还逐渐走向了最辉煌的顶峰，不仅舞台剧目纷繁多样，优秀演员也不断地涌现，演出市场更是兴盛发达。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旧戏论争却对进步的知识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传统戏通过穿上西方戏剧的外衣，来寻求所谓的“改良”和“革新”.而当时所谓的“旧戏”中所贯穿的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价值追求也受到改良观念的冲击，在如今越发不为人所理解与重视。
最后，袁玉冰同学从戏剧美学出发，对旧戏论争作了深刻的比较和精辟的评价。她认为，中国的传统戏曲与西方的戏剧产生于不同的地域、背景和文化之中，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所担负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中国，传统戏曲作品虽然也有抒写人性、传扬时代精神的作用，但与被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仍被归为“小道”.在中国近代戏曲中，以昆曲为代表的“雅部”更接近“诗剧”,通过诗性语句的吟唱来阐发一种意境之美；而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则大量演绎贴近民风民俗的现实故事，或以更为通俗的诠释将历史搬上舞台。西方戏剧是以表现人性、触动人心并传递时代诉求为依归的，它在西方的文学艺术领域中所占据的地位也更为重要。在东方，则主要由诗歌、文章等来担负这样的作用。有鉴于此，就不宜以简单地西方戏剧规范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戏曲了。
应该说，袁玉冰同学这次讲座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整理和罗列那一时期的许多更为丰富、细致的历史材料，找寻历史事件背后的种种动因，来更好地反思这场“旧戏论争”的功与过。回顾往昔，对比今朝，我们对戏剧和戏曲应该持有怎样的判断，对传统文化应该建立怎样的评判体系，都应该能从历史留下的教训中寻找到启迪。 （钟海清）
